如何让“吹哨者”不再沉默

文/ 夏利群、陈懿| 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

2019 年9 月21 日，王淑平医生在美国犹他州心脏病发作去世，享年59 岁。作为20 多年前艾滋血祸事件的揭发人，王淑平应该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“吹哨人”。

早在1991 年，王淑平在区卫生局下属的血站工作。不久，她发现当时在河南盛极一时的“卖血经济”中一个可怕的安全漏洞――艾滋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卖血，血站的血液制品受到污染，然后又通过不同渠道传染给健康的献血者和更多无辜的群众。王淑平将此疫情上报，随后，卫生部下令必须对献血卖血者做丙肝病毒检测。然而，王淑平却先是被直接上司调离血站，后被开除公职。连当时她在卫生部工作的丈夫，也因为“ 吹哨”揭露“血祸”， 在机关受到排挤，最后两人离婚。王淑平告别了子女， 只身前往美国，从此再没有回到中国。

“吹哨者”往往是那群在黑暗中试图寻找微光的人，但最终绝大部分人却无情地被黑暗反噬。而后， 2011年4月发生的中石化广东石油总经理的“ 天价酒”事件、2014 年“沃尔玛黑油”事件以及同年的“福喜过期肉”事件的曝光均不同程度地受益于“吹哨人”， 正是他们作为发声者挺身而出，举报不公益的事件， 才得以让问题浮出水面。但是即便时代进步到如此地步，“吹哨”举动的曝光，往往会被企业认定“曝光员工”违反“公司忠实义务，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” 为由作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。

对此，如何保护“吹哨者”在我国劳动法领域仍是一片空白。其实，“吹哨人”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， 即在1989 年联邦法中明确《吹哨者保护法》和2002 年《萨班斯法》均为保护员工的告发行为不受企业恶意报复。简单来看，“吹哨人”制度就是知情人士的爆料制度，而知情人往往又是内部人，作为知情人能够尽早发现问题，吹响哨声，大幅度降低监管成本，对不遵纪守法的企业则可起到堡垒从内部攻破的作用， 继而从客观上保护了社会公众的利益。

因此，从上述关系来看，不难发现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冲突。就劳动关系而言，劳动者的主要义务是向用人单位给付劳动力，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相应的劳动报酬，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既存在人身从属性关系，又存在一般财产性关系。一方面，双方之间建立一种以指挥和服从为特征的管理隶属关系；另一方面，该指挥和服从伴随着劳动力支付的对价。因此，在如此复杂又联系紧密的法律关系中，员工的个人言论自由（员工的社会责任）与企业要求的忠实义务在“吹哨”这件事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。

用人单位的观点主要为劳动者出让自身的劳动力换取报酬，而报酬所支付的对价实质为劳动者对生存权利的部分让渡，因此用人单位格外强调劳动者的忠实义务。从目前实践中，也可以看出忠实义务不仅体现在双方的劳动合同中，同时也体现在用人单位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中，即要求员工应尽注意义务提供劳动并忠实维护企业的权益。

因此，用人单位根据上述理论基础，往往会提出的问题就是员工的“曝光”行为不正是违反劳动者忠实义务的直接体现吗？但其实，任何权利义务的遵守和履行都不是独立发生的，需依靠于各方面的社会关系，而将各种社会关系涵盖并包容的则是社会整体利益。员工“曝光”的行为虽然确属将用人单位的内部信息向外部披露，在客观上造成损失，但忠实义务的大前提在于企业利益的合法性，即需要员工维护的利益具有合法性、正当性，未造成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失。而“吹哨”行为就是对于企业的不当行为进行“曝光”，恰恰体现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忠实义务。

既然如此，那企业对劳动合同做出单方解除行为是否涉及违法解除呢？我们认为， 虽然“ 吹哨人”本质是履行对社会的忠实义务，但忠实义务仍存在一定边界，需要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进行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制约，具体主要包括：

1.“吹哨人”的“ 曝光”事件必须是违法行为，即当违法行为涉及公共领域，一般包括食品卫生、安全事故、环境污染、贪污腐败等，社会公众的生命、健康、安全受到威胁，或者可能造成重大国有财产的损失， 必须立即阻止违法行为。若对“吹哨”行为不加以限制，可能出现“人人举报”的情况，继而导致公司正常经营秩序的混乱，同时造成劳资双方信任度的降低。

2 .“吹哨人”不存在恶意诬告、举报不真实或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事件。从“ 曝光”信息的角度来说，虽然无法要求信息的严格准确性，但该信息不能基于“吹哨人”的非法/ 不道德目的产生。

3. 若“吹哨人”所“曝光”的信息出于善意且认为对社会公众有益，同时也能确保该信息的真实性，那该行为理应获得保护。

4. 从企业内部流程上看，“吹哨人”理应先尽内部申报/ 举报流程，若是确属未获得任何回应的，员工方可“吹响哨子”。

综上所述，由于我国未明确建立“吹哨人”制度，而且从立法层面上确属不易，不仅缺乏判例指引，同时也需权衡各方利益关系，达到社会利益、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均衡，让“吹哨者”不再沉默。